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到清乾隆年间，八家皇商中以范家经营的最为出色，经营的规模愈来愈大。在整个清朝，皇商为政府做了大批买卖，其中有两项最为突出，一是采买粮食，供应军需；二是采办洋铜，铸造钱币。

清朝前期，国内战事一直很频繁，康熙、雍正两朝多次用兵西北，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征讨和平叛战事。从这时候起，皇商们就开始了买粮运粮、供应军需的生涯，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范姓一家。康熙三十五年()征讨噶尔丹，康熙皇帝亲自出征，大军兵分数路向噶尔丹叛乱地区进发，其中的西、北、东三路大军的兵饷，皆未如约而至，这三路大军正在追击叛军，不得不屯兵待粮。康熙皇帝在谈到前线情况时说：“粮饷稽迟，兵丁困馁，致有道瑾。”当时运粮任务是由政府官员承担的，由于官吏的无能和舞弊行为，致使粮饷亏空又不能及时运达。后来政府责成皇商范氏承担了采买运粮的任务。范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运粮队，在采买粮食之后，组织运输队出长城，越过沙滩，穿过荒林，绵亘千里，在严密的组织之下，经过艰难的行程，将粮饷运到军前，当时“三军腾饱”，士气大振，使此次征战取得了胜利。雍正年间继续对西北用兵，范氏又承担了军粮的采买运输任务。每次运输，范氏都有精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管理，例如出发之前，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资装等“率先期集办，临事咄嗟应手”，做到了“幕府所在，储胥充裕，军得宿饱”。为每次出征取胜出了大力，立了大功。所以范氏家族多次受到皇帝本人和政府的嘉奖。

为政府采买洋铜，铸造钱币，是皇商的另一项主要业务。清康熙中期之后，社会较为安定，民间交易频繁，钱的用途日益广泛，因而铸钱用的原料铜的需求也日加迫切。清朝在北京设有宝泉局、宝源局负责铸钱事宜，各省也设有铸局。由于这些铸钱机构需铜量很大，只靠自己采买困难很多，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有人就提议采办铜额交给内务府商人承办，内务府商人实际上就是其所管辖的张家口八家商人即皇商。当时采办铜料多是由云南，国外如日本、越南而来，承担采办任务最多的也是八家商人中的范家，到乾隆末年，范家一直担当采铜重任。

范氏及其他几家居张家口的大商人，是专门为皇帝和政府做事的，是官商中最具典型性、最具特权的商人。

我国古代早期的商人，其活动的方式大多是以个人的形态出现的，即个人出资、个人组织、个人运销，只是雇用一些帮手，进行一些推、拉、扛、搬等劳务性的工作，这些人只是出力，不参与业务。到了后来，商业发达了，商人联合经营的活动方式也逐渐多起来，如出现了家族联合、因地域关系而合伙经营的情况。

就个人形态而言，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这种情况一直存在，早期尤为普遍。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几位大商人：子贡、范蠡、白圭等，就是以个人的经营方式出现的。这些商人虽然是以个人的形式经营商业，但由于雇用有一定数量的帮手，其活动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有的甚至把活动的范围伸向国外。大家知道唐朝是对外关系最发达的时期，对外关系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其中经济交往主要是指商业贸易。在商业贸易中以个人形态出现的大商人曾大显身手。福建、广东的商人可以由水路沿印度洋海岸到波斯湾，或沿阿拉伯海入红海湾到阿甸，更有的到了当时东西方交易的中心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以上是水路；陆路方面，有的从亚细亚天山路南到波斯和印度等地。宋朝的时候，海外贸易相当发达，一些大商人常常组织船队到外国进行交易，因此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海商，如前去高丽贸易的宋朝商人几乎年年不断，有的同一时候有好几批、数百人到达高丽。这些商人把宋朝的瓷器、漆器、米、麦等运往国外，同时他们又把国外的硫磺、木材、香料、生铁等货物带回本国。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因业务关系，常年居住在国外，如在高丽国的京城就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居住在印度、斯里兰卡的也很多。

明清时期，商人经营活动的方式有所变化，虽然个人独立经商的情况仍然存在，但以家族关系、地域关系为纽带，共同经商的情况已普遍出现。

就家族经商的形式来说，明中叶以来，商业的发展使各地形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商人集团，集团之间互为竞争对手，在这种激烈的竞争形势下，家族关系在经商活动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比如商人经商的原始资本，有的是在宗族内凑集的，有的是借贷于族人的；在人员的组合上，有的经商者完全使用族人作为助手或伙计。以家庭为单位经商的情况也大量存在，如父子外出业贾、兄弟携手做生意等等，更有的举家外迁，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定居下来，从事商业。

说到地域关系，很明显地明清时期形成的地方性的商人集团就是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人派系亦即地方商人集团。明清时期有名有实的地方商人集团有如下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