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钱，首先得有大量铜料。柴荣除了从寺院里征收铜佛像，还规定民间除了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铜器，如铜盆之外，不允许私存铜器，所有铜器必须在五十天之内上交朝廷，由朝廷按照铜器价值合理补偿，逾期不交者，自有国法限制。

周朝的铜禁法比较严，私藏铜料一两至一斤者，并知情者处罚两年有期徒刑，辖区官员和邻居领七十杖刑，举报人赏铜钱十贯。如果私藏铜料逾一斤而不满五斤，相关人员各徒三年，官员等打九十杖，举报人得二十贯。如果超过五斤，私藏者斩，其他有罪人员杖一百，赏举报人三十贯铜钱。

为了引导老百姓上交铜器，柴荣采取了赎买政策，绝不会动用枪杆子去抢老百姓的财富。根据相关规定，百姓如果把私藏铜器主动上交，则每斤熟铜政府补贴一百五十文钱，每斤生铜补贴一百钱。

到了显德四年，柴荣又推出收铜新政策。新政将原来的每斤二十两制，下调为每斤十六两，这样有利于百姓创收，不至于因上交铜器而吃亏。

更让人感动的是，柴荣知道百姓生活中不可能离开新的铜器，便设立了国家铸铜厂，打造铜盆铜镜，然后在京城成立铜器市场，方便百姓购买。同时政府也允许百姓在铜器市场上批发铜器，然后到地方上贩卖，赚取差价。

与此同时，柴荣也积极开展与国外的经济贸易，用中原的丝绸换取高丽国的铜料，所获甚丰，而在显德六年，高丽王王昭就送给柴荣五万斤铜。

手上有了铜料，柴荣就可以大规模烧炉铸钱。政府有了钱，就可以稳定社会、稳定军心人心，天下大定，因此，柴荣积极的货币政策是立了大功的。

接下来再讲一讲柴荣有关工商业的改革。

有一个观点深入人心，即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为繁荣发达的时代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这点并不否认，但宋朝工商业的发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上承唐末五代十国工商业爆炸式发展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无论谁在周朝之后建立新朝，工商业都会照常向前发展。

安史之乱以来，黄河流域饱受战乱之害，土地、人口流失严重，而江南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工商业发展更为迅猛。五代初期，因为财政紧张，政府有意搜刮天下。比如唐庄宗李存勖就任命大财迷孔谦为租庸使，在大小道路上设官方税务机构，务必雁过拔毛、人过留钱，一只蚂蚁也不能放过！

柴荣继位后，深知工商业之利弊，必须对此进行改革。柴荣非常反对官府在本属于全民资产的公路交通设卡拔毛，他在显德五年（958年）六月，就下诏规定：“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不计黄牛、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过往牛只向来是政府抽税的大头，柴荣取消了过牛税，在很大程度上繁荣了商贸流通。如果牛商就地进行贸易，柴荣同时规定税务机构每次只能向交易双方征收百分之二的利益，“如是货卖处，只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二十，不得别有邀难”。严厉禁止乱收费。牛只不收税，推而广之，羊、驴、狗、鸡、兔子也自然都取消了过路费。

除了过牛税，柴荣还取消了酒禁与醋禁，允许百姓自由生产买卖酒醋。五代（除后周）最为开明的朝代梁朝就曾允许百姓私下酿酒，“听诸道州府百姓自造曲，官中不禁”。但到了后唐，虽然也不反对，但却规定每亩必须交纳所谓的曲钱，与夏秋两税同时上交。柴荣对此非常不满，显德四年（957年），柴荣规定：“罢先置卖曲都务，乡村人户今后并许自造米醋。”都说宋朝具有市场经济雏形，实际上唐末五代哪个也不是计划经济。

酒醋其实未必就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但谁都不可能离开食盐，所以盐务改革是柴荣全面经济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历代都对盐实行官营官卖制度，严厉打击私盐贩子。而到了五代后汉，制定了堪称历史上最为严厉残酷的盐法，即使只贩一粒盐，抓住也要砍头，百姓对此意见非常大。郭威建政后，下调了贩私盐者处死的标准，即贩五斤盐以上者才杀头。

当时的食盐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盐池产的盐，称为“颗盐”或“监盐”；另一种是海盐、井盐或碱水煮盐，统称为“末盐”或“散盐”。末盐的重要性不如颗盐重要，原因是海盐距离内地路途遥远，交通运费成本太高，而颗盐产生就在河东的解州，运输方便。

柴荣刚继位时，就规定距离海边较近的曹州、宋州以西十余州弃末盐而用颗盐。柴荣这么做，主要还是考虑末盐的运输成本，毕竟初建国时，国家财力不丰，当时柴荣还没有收缴寺院及民间铜器并铸钱。曹宋以西改用颗盐也是无奈之举，柴荣在改革时从来都会给改革利益受损者留活路的，不像有些改革直接把人逼上绝路，还美曰其名以大局为重。曹宋以东诸州还可以继续买卖末盐，不至于让末盐产户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