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 — ）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属四川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属四川成都）人。幼年失祜，为叔祖范镇抚养长大，其政治和学术观点也都受到范镇的影响。他同样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观点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学术观点却和他相异。范祖禹专治唐史，写成600卷，后来为司马光删成81卷，二人对于史事的看法也往往不同，因此后来范祖禹又有《唐鉴》传世，材料不及《通鉴》，但有些观点却在《通鉴》之上。

编纂过程中，司马光将其分成三个不同阶段，即丛目、长编和定稿。丛目是指标立事目、注明出处和排定时间。长编即是初稿，将史事作了编排，当时的原则是宁失之于繁，不可失之于略。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所做的工作到长编为止，其中战国到秦出于司马光的《通志》，两汉部分出自刘攽，刘恕编撰了魏晋南北朝部分，唐代部分出自范祖禹之手，至于五代则目前尚有疑问。全祖望、陈垣等人都曾作过分析，目前大多认为五代部分长编出于刘恕之手，司马光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编撰工作。

在长编的基础上，司马光再来考证材料，加以分析删定，并对文字进行润色。虽然刘恕才华横溢，刘攽治学严谨，范祖禹纵论天下，但经过司马光的修定之后，全书风格前后一致。最后，在公元1084年，也就是神宗元丰七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开创了编年体通史这一体例。

《通鉴》在材料的分配上并不均匀，其中战国到三国共646年，78卷。晋到隋历时353年，106卷。唐五代343年，110卷。这主要受制于史料的详略。三国以前史料的主要来源是前四史，并没有新的材料，因此内容极其简略。西晋到隋这一时期在编写时无疑参考了新的史料，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无法分辨信史。而唐五代部分则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是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北宋时期，天下承平日久，文化发展迅速，私人藏书大量增加，很多失传的史书比如唐代的国史、实录、时政记等都重现于世，因此司马光在编撰这一部分史书的时候，对于其时种种野史、官史、谱录、墓志、行状、碑碣材料无不毕览，今人认为书中所引用的材料有二百余种。

在《通鉴》的具体内容上，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在于“史鉴”，司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议论—“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不及当代史。纪年的体例上，凡是一年有几个年号的，《通鉴》一律用最后一个。分裂时期，三国用魏、晋的年号，南北朝则用南朝。

和《史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其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司马光也非常重视经济部分，对于有助于经济发展和造成经济破坏的种种内容书中都加以记述和分析，但是总的说来，这一部分比较琐碎，内容也少，尤其是关于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的资料。至于与统治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文艺、思想、学术的内容在书中也记载极少。

《通鉴》的议论部分沿袭了以往史书的形式，即书中的“臣光曰”。全书共186篇，沿用前人的84篇，出于自己之手的102篇。内容主要是有关国家治乱和君臣之道的。总的说来，这些议论局限很大，大多表现了作者自身比较保守的政治观点，但也有一些出色的内容，比如卷二百六十三中评论唐代宦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