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秦平定六国前后由于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驿传制度已很完备据

秦汉秦平定六国前后，由于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驿传制度已很完备。据《晋书·刑法志》所载《魏律序》云，秦代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有关驿传的法律。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许多部分都有驿传及其制度的记载。

汉承秦制，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当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

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三十里左右)，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驿有传舍，可供歇宿。各级来往人员及其从者的膳食和驿马的饲料，都有一定的标准。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过往的旅客都可在传舍止息。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例如文书的传递，举凡传递的方向，文书的性质(书檄、诏书等)，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单位或人员，传受的邮站及其吏卒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里程和时程，传送的方法(如邮行、亭行、次行、吏马行)等，都要做详细记录，即“邮书课”。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罚。紧急文书则由驿骑持赤白囊递送，称“奔命书”。除文书传递、官吏往来外，方士、贤者有诏命征召的，也得乘传；吏民告急上变的，亦可要求借用轺传至京师言事。

中央政府中管理驿传的部门，西汉不详，东汉时为太尉属下的法曹，地方政府中郡太守属下亦有法曹，但从汉简的记载看，邮驿事务至少在边郡系属都尉管理。驿的主管官员为置尉、置佐、驿侯、置侯、驿丞，下属有驿小史、传舍斗食啬夫等。驿传所需人夫车马由官府置备，但也有征发民夫和民间车马的。

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传车和驿马。使用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四马高足(好马)称“置传”，四马中足称“驰传”，四马下足称“乘传”，一马二马的为“轺传”，急事骑一马称“乘”。在个别情况下，传车马匹可超过规定，最多的达七乘传。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车马的等级，从一马一封到置、驰传的五封不等。东汉时为节省费用，则往往但设骑置而无车，由于法律规定驿传只能用于公事，西汉大贵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驿传的。

驿传效率很高，西汉时，从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到长安，公文往返只需七天。东汉时，奉天子玺书使者三骑行，一昼夜可达千里。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起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效能。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于人民的往来和各地经济的交流。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政府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疆地区驿传的建设。汉武帝通南夷，从元光六年(前)起沿途置邮亭。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后直到东汉，这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自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欲，驿传有时也不免成为一种残民的措施。东汉时令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就是例子。

唐自三国分裂迄于隋代，驿传制度缺乏详细记载。唐代全国空前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超过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置驿所，其中陆驿所，一般为里置一驿(地势险阻或须就水草处不限)；水驿所；津渡处置水陆相兼之驿所。陆驿驿马，京城都亭驿七匹，诸道之驿视其繁闲分六等，依次为、、、、、匹；水驿驿船，繁者只，次只，再次只。其驿夫(水驿称水夫)征取民户承役，凡马给丁人，船给丁人。初，州县江驿家中富强者充诸驿驿长，称为“捉驿”，上元、宝应年间(～)，始以吏主之。驿马、车、船由官府提供，诸驿并给钱以市什物、食品。驿馆多建在州县城内，后有迁置城外者；馆舍有上厅、别厅(或西厅、东厅)以接待不同品级官员住宿，并设有茶、酒等库。诸州有专项税钱以给驿传经费，每年一小税，总额万贯；三年一大税，万贯。随近拨给驿田以种植饲料，大抵驿马一匹给地四十亩，传递马二十亩。给驿的范围，主要为奉差赍送公文使者、入觐莅任官员及各种特遣使臣。根据使命缓急，或给驿，或给传，前者日行六驿，后者四驿，赦书日行十驿。乘驿皆凭驿券传牒，在京由门下省发遣，在外由留守及诸军州发遣，滥发有罪。给驿马数依官品有差，给驿者自一品八匹递减至七品以下二匹，给传者自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马。其携带私物，乘马不过斤，乘车不过斤，乘船所带衣粮什物限斤。止驿供给食宿，不得超过三日；五品以上官员私行，许投驿止宿，但不享受饮食。驿传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负责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以及判官专知其事，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开元中，命御史出使就便校察驿传。后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渚道馆驿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馆驿使。大历十四年()，定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往来巡察。但后来又有以官充馆驿者。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宋宋代驿传制度大致沿袭唐代而又有较大发展。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里有歇马亭，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太平兴国三年()一度取消驿券，改用银牌；端拱二年()复旧。初，内外官员乘驿给马数缺乏统一规定。嘉四年()，三司使张方平始据旧例和有关宣敕令文纂集删改，编为驿券则例条，赐名“嘉礻右驿令”，颁行全国。

传递文书则有递铺，每里或里、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皇元年()规定，马递昼夜行里，急脚递五百里。金字牌急脚递始设于宋神宗时，牌长尺余，木制，朱漆刻金字，曰“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凡赦书及军机要务则用之”。日行里，不以昼夜，鸣铃走递，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元六年()规定：赦降人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人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盗贼文书入马递，日行里；常程文书人步递，日行里。其中递送赦降的“马递”，即指金字牌急脚递。斥堠铺和摆铺也是急脚递的一种，前者始建于建炎三年()，“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每十里置一铺，每铺限三刻承传，后者亦高宗时所置，本为“水漂劣币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而设，因其要求经由州军并取便路互相联结置铺，故名摆铺。初以里、里置一铺，后改为或里一铺，日行里。除御前之朱漆金牌外，枢密院给发军期急速文字，另有雌黄青字牌，沿边州军并诸军统制司申奏军期急切文字，则有黑漆白粉牌，均创于乾道三年()，皆日行里。淳熙二年()，尚书省遣发急切不可待时文字，亦用雌黄青字牌。绍熙四年()，雌黄青字牌改为黑漆红字牌，期限减作日行里。